汉仙集留题朱拓本，西泠印社藏。拓本纵130厘米、横57厘米，内芯纵60.7厘米、横52厘米，灰黄色纸质。满纸遍布横向皴纹，颇类原石上刻划之痕迹，墨色漫漶不匀，拓本右上角及下部有少量淡黑色晕痕。碑文点画较模糊，但无碍文字之辨识。正中“汉安元年四月十八日会仙友”十二字隶书，分两行纵向排列，笔画转折起讫间略带楷意，不似文人手笔，却有浑朴萧散之致。其右下“东汉仙集”、左下“留题洞天”八字均为楷体。拓片上部右方有王福庵篆书“仙集留题”四字，其右上钤“琅邪郡”印一方；左书题记三则，分别钤以朱白相间“王禔”、朱文“王禔”、白文“王禔”及“福庵”印。拓片下方另有王福庵题记两段，钤用印与上述前两则题记同。题记内容序次如下：
拓片上方右部：此碑拓本不多觏。伏庐陈君得于京师，丁卯春属刻纪年印以见贻，即命怡墨堂重为装裱，装成题记。
拓本上方中部：余于吴国华故侯家得“汉安元年四月十八日会仙友”十二字，书法妙甚。其事虽未可信，然非汉人手笔不能也。未审其石在何所，亦未见他书载其事，存之以志异闻。福厂录《庚子销夏记》。
拓本上方左部：此刻惟见于关中来濬《金石备考》，云在四川简州逍遥山石窟，而王象之《舆地碑目》于蜀碑最详，亦未之及也。汉安为顺帝改元壬午之岁，所谓仙友者，特道流之词。姑取以备汉隶一种尔。录《两汉金石记》。王禔。
拓本下方右部：此碑前正书“东汉仙集”四字，另二行隶书“汉安”等十二字，后正书“留题词”三字。按汉安为顺帝年号，是时尚无正书，此必勒在山崖礀壁，后人增书之也。碑在简州逍遥山石室，月灶〔1〕尚有存者。《金石录补》，福厂录。
拓本下方左部：案此碑余族弟启焜所贻。启焜字南明，由成都县为简州知州，尝亲至其下拓之。惜石质麤劣，拓不能工，然为汉人书无疑也。“东汉仙集留题洞天”八字疑是宋元人所刻，拓本甚清，叶九苞〔2〕未见“天”字，释为“留题词”，误矣。右录王兰泉《金石萃编》。庚午夏日福厂居士王禔，时客秣陵。
五则题记，除首则记载了此拓本原属陈汉第、后归王福庵这一收藏转徙之经过，其余四则均为王福庵摘录的历代金石著录中与仙集留题石刻有关之文字。其中首尾两则落款标明年份，一为丁卯即1927年，一为庚午即1930年，期间王福庵正客居南京，任职国民政府印铸局技正。从题记可知，王福庵得到此拓本后，曾对其文字内容作过一番查考。但关于此刻，历代文字记载相当有限，清以前载录此刻的多为地理方志类文献而非金石著作；王福庵先生除了摘录文献之外，也未对此刻作进一步的考证。今据相关史籍，对仙集留题石刻的文献著录情况及背景作一考辨与说明。
仙集留题原刻现在四川简州（今简阳市）逍遥山石室。关于此刻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宋代祝穆《方舆胜览》：
（逍遥山）在元都山，去城三十里。景德间，有杨用晦者隐居此山，其北有层崖，命工发之，得东西二室。西室后刻二灶，若养丹之所，又凿二窟，中可坐五七人，东西二壁镌二孔雀、二神人，有“汉安元年四月十八日会仙友”字。自汉安至景德二年，已九百二十余年矣。〔3〕
可知此刻最早为人发现当在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此段文字叙述相当详细，不但记载了发启石室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和题刻内容，并述及该题刻所在石室的情况。明曹学佺《蜀中广记》亦曾引录其文。但后世多种金石著录均未加以注意，如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言该题刻惟见于明代来濬《金石备考》、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言“未审其石在何所，亦未见他书载其事”，显然是未及此书。值得注意的是，《方舆胜览》中的这段记载，并未提及刻石上有“东汉仙集留题洞天”字样。按《方舆胜览》成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著者祝穆从朱熹受业，曾为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此书为其积十数载心力、三易其稿而成。〔4〕以祝穆治学之慎严，原刻石中有此文字而不加著录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可以推断“东汉仙集”等八字不是南宋以前人所刻。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对此八字“疑是宋元人所刻”，大致还是准确的。不过，从清初孙承泽所见吴国华家藏拓本仅“汉安元年四月十八日会仙友”十二字的情况来看，“东汉仙集”等题字的出现恐怕还要更晚近些。
“东汉仙集”字样首见于文献记载，目前所知当为明代何宇度《益部谈资》：
简州逍遥洞有汉碑，止十二字，云“汉安元年四月十八日会仙友”，旁书“东汉仙集留题”。乃古隶。〔5〕
《益部谈资》三卷，成书于万历后期，作者何宇度曾任夔州通判。虽然该书立旨“博采遗闻，以资谈助”，自居于说部，但收入《四库全书》时被归入史部地理类，《提要》称其“旁采群籍”、“简而有要”，内容还是可信的。这段文字中，明确指出碑文止十二字，将古隶书体的碑文与旁书“东汉仙集留题”区分开来。但与后世记载相比，此文“留题”下阙“洞天”二字。就西泠印社藏朱拓本所见，“东汉仙集留题洞天”八字同出一人之手应无疑议，何书此处或因石面斑驳、捶拓不精，以致难以识别而漏载。
王昶《金石萃编》之前，清初叶奕苞《金石录补》对此题书来源已有论断，认为“汉安为顺帝年号，是时尚无正书，此必勒在山崖礀壁，后人增书之也”〔6〕，从书体发展演变的角度立论，是令人信服的解释。《金石录补》于“东汉仙集留题”后增一“词”字，但比对拓片可知显系误识。完整著录“东汉仙集留题洞天”八字的，恐怕还是以王昶《金石萃编》为始。其门人申兆定曾重摹此刻文字，刊刻于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之碑阴〔7〕，仙集留题原刻至今仍存蜀中。
仙集留题刻石所记“汉安元年”，即公元142年，距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在存世汉碑之中，此刻的书法未属精妙，历代文献著录的情况亦表明金石学者对此刻关注程度不高，但是此题刻内容及相关时、地诸因素，与道家典籍中关于道教源起的某些记载恰相吻合，所以有研究者将之作为东汉蜀中地区道教兴起与流传情况的一个佐证：
《金石萃编》收录《仙集留题》的东汉题词，内容是“汉安元年四月八日会仙友”，此题词刻写在简州（今四川简阳）逍遥山石室，题字隐约透露出五斗米道的信息，可以和道经中张陵汉安元年得道之说相印证。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在汉安元年，张陵在蜀中的创教活动确乎有了进展，才会有蜀中大会仙友的盛会。对张陵入蜀传教的时代，《三国志》、《后汉书》都记载为东汉顺帝时期，此石刻题字为史书之说提供了佐证。〔8〕
文中所说的张陵又称张道陵，是道教重要门派天师道（又作正一道）的创始人。根据《三国志·张鲁传》的记载：“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9〕所谓“米贼”当然是官书中的称法，指的就是天师道，因受其道者须出五斗米，俗称“五斗米道”。张陵卒后，天师道经由其子张衡、其孙张鲁发扬光大，东汉末年曾在汉中一带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雄踞巴蜀达三十余年，几与熹平年间黄巾军首领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并举。建安二十年（215），张鲁投降曹操，曹操对他礼遇优渥，五斗米道亦随即传布到北方和中原地区，影响更加广远。道教的创立，后世一般认为即始自张陵。〔10〕
关于张陵得道事迹，正史罕有记载，较详细的情况见于道家典籍。北宋张君房编纂的道藏《云笈七籖》有载：
汉末有天师张道陵，精思西山，太上亲降，汉安元年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又授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正一盟威妙经》、三业六通之诀，重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11〕
除此段文字专述张道陵得太上亲授事外，《云笈七籖》中尚有“汉安元年，太上以此经四十六卷付于天师，因此至今也”、“正一经，此汉安元年太上亲授天师”、“太上亲授天师《太玄经》，有二百七十卷，推检是汉安元年七月得是经，尔来传世，乃至今日”等记载，也都提及张陵于汉安元年得太上老君亲授经书。虽然“太上亲降”一事出于神仙家语，真假难以稽考，但汉安元年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却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蜀中一带正是道教（尤其天师道）的重要发源地。关于张陵客蜀学道一事，《三国志》、《后汉书》、《魏书》等正史均有提及。晋人葛洪所撰《神仙传》中详述张陵本事，言其本沛县太学生，因叹儒学之无益于年命，年五十乃退身修道，数年而有成。又伤汉政凌迟赋敛无度、文道凋丧难于佐世，“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既遇老君，遂于隐居之所备药物，依法修炼”〔12〕，三年而丹成。这里“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一语，恐怕不仅仅是表面的说辞。当时东汉朝中有宦官与外戚弄权，加以外夷纷扰、内乱频生，境内很不太平，蜀中一带则是奇山耸峙、地势险峻，多有羌、氐、苗等少数民族居留，可以与统治势力保持着一定距离。而羌苗部落历来巫风极盛，《山海经》中对此已有记载，近代有学者研究认为，张陵入蜀学道与当时西南少数民族的原始巫教有一定关系，甚至认为张陵所学的道术即源于羌氐巫术。〔13〕张陵在学道和传教的过程中，选择了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均具吸引力的蜀中为其主要活动地区，以及天师道最终创立于蜀中，不但顺理成章，而且确有实据。除了《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所述天师事迹之外，历代地理、金石著录中关于蜀中汉碑的记载，有相当部分就与天师道有关。
上述史实和传说，客观上为仙集留题刻石增添了神秘灵异的色彩。从该刻石被发现时周围的环境布置看，当是修习道术者所为，这一点应无疑议。但题词中所言“汉安元年四月十八日会仙友”，在史书和道家典籍中并无记载；前引张洪泽先生所说的“蜀中大会仙友”，恐怕也不是同一个概念。这次“会仙友”的规模如何、究竟谁人参与，现在都已无从查考，像孙承泽那样“存之以志异闻”，当是比较合适的态度。但世之好事者往往乐于增广秘闻，并引为风雅之举。宋景德间杨用晦发现此刻后，即有“太原王载、京兆金惟吉、南阳邓曦度、杜审嗣、刘旻远来寻访，刻诗壁间”〔14〕。后来原题旁增刻的“东汉仙集留题洞天”题字，更把“会仙友”坐实为“仙集”——“仙友”可以是修习仙术的道友，“仙集”则俨然是仙人的聚会，这样的题词刻意混淆了仙凡、虚实的界限，显然是出于附会，并不可取。
〔1〕王昶《金石萃编》引《金石录补》作“丹灶”。福庵手书恐误。
〔2〕 当为叶奕苞。王昶《金石萃编》原刊即误。
〔3〕 《方舆胜览》卷五二：逍遥山。
〔4〕 参见四库本《方舆胜览》提要及新安吕午序、祝穆自序。
〔5〕 《益部谈资》卷上。
〔6〕 叶奕苞《金石录补》，转引自王昶《金石萃编》卷七，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据民国10年上海扫叶山房本影印版，1990年。
〔7〕 见王昶《金石萃编》卷七“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条。
〔8〕 张洪泽《洪雅瓦屋山道教与蜀中少数民族》，载《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3期。
〔9〕 《三國志·魏志》卷八：张鲁传。
〔10〕 参见道教文化资料库（www.gb.taoism.org.hk）：东汉道教——正一盟威道。
〔11〕 《云笈七籖》卷六：三洞经教部。
〔12〕 《神仙传》卷五：张道陵。
〔13〕 如向达先生以五斗米道信仰天地水三官，联系前秦氐族苻坚、後秦羌族姚苌笃信三官的事实，认为张陵入蜀鹤鸣山所学之道是羌民族的宗教信仰，而缘饰以《老子》；近人蒙文通也认为天师道原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参见“五斗米道及其道经”，道教文化资料库（www.gb.taoism.org.hk）。
〔14〕 《蜀中广记》卷八。
